审讯时,犯罪嫌疑人若是受到诱导性审问,其思维和记忆很有可能受到干扰,最终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犯下了某件(事实上不存在的)罪行,酿成了冤假错案。最近一项实验室研究证实了这种现象:实验中,研究人员仅仅花了几个小时,就成功地使得已经是成年人的被试相信,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犯下过持枪袭击他人的罪行(事实上这段经历子虚乌有)。这项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《心理科学》期刊上,显示人们会将听到过的、关于自己的故事“内化”,(把虚构的故事)当成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,甚至还能够提供具体的细节描述!
“我们的研究显示,想要让一个人产生虚假记忆,出乎意料地容易。而且,关于这段虚假记忆的所有细节都栩栩如生,简直跟真的一样!”主要研究者、英国贝德福德大学心理学家Julia Shaw表示,“在为时三个钟头的、气氛友好的面谈中,采访人(研究人员假扮的)采用一系列技巧,成功地令受访者(大学生被试)相信自己曾经干了些蠢事。”
Shaw和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Stephen Porter一起开展了实验。首先,她们与被试的监护人取得联系,让每个监护人填写了一份问卷,以了解在11~14岁时的少年被试可能干过些什么事儿,细节越具体越好,并要求监护人不要让被试知道这份问卷的事。
接着,Shaw和Porter从所有人当中挑选了60名学生作为正式实验的被试——这60个人此前没有过任何犯罪记录,满足实验条件(被试必须是清白的)。研究者要求这些被试每隔一周过来实验室参加约40分钟的面谈,总共来三次。
第一次面谈时,采访者(研究人员)告诉了受访者(被试)两件事,其中一件是真实发生过的,另一件是虚构的。一部分被试听到的虚构故事是犯罪性的,比如年少时候的自己曾经持枪袭击他人、盗窃财物之类,还惊动了警方;另一部分被试听到的虚构故事则是情感性的,比如年少时候的自己曾经受过伤、被狗咬、丢过钱之类。
值得注意的是,采访者在讲述虚构故事的时候,故意添加了一些真实的细节进去,这些细节是从对被试监护人的问卷调查中得知的,发生时间恰巧在被试的少年期。(举个例子,比如说,监护人在问卷里写道,“小明在13、14岁的时候喜欢穿紫色裤子”,于是采访者在讲述虚构故事的时候,告诉被试,“你那天穿了一条紫色的裤子,口袋里揣了一把枪……”,使得虚构故事听上去显得更加可信)采访者说完以后,要求被试解释“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”,当被试解释虚构事件遇到困难的时候(这是理所当然的,因为那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),采访者会谆谆善诱,鼓励被试“无论如何,试一试呗”,“想起多少细节,就先说多少细节”、“通过特别的记忆策略,一定能够想起来更多细节的”。
第二次和第三次面谈时,采访者继续要求被试回忆那两件事(真实发生过的事,虚构的事),并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对那两件事回忆的质量,比如对“直到今天,那件事仍然历历在目”、“我很有把握那件事情发生过”之类的陈述句打分。
三次面谈结束后,实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:
得知自己年少时候“犯过罪”的被试当中,有71%的人产生了关于那次犯罪的虚假记忆——换句话说,30人里面有21人相信自己真的犯过罪;
得知自己年少时候“袭击了他人”的被试当中,有55%的人甚至能够清晰地回忆出来当时与警方交涉的具体细节(事实上他们根本没犯过罪,更谈不上与警方交涉了)——换句话说,20人里面有11人为自己的不存在的记忆增添了丰富的细节;
得知自己年少时候经历过“情绪性事件”的被试当中,有76.67%的人信以为真。这样看来,无论虚构事件是“犯罪性”还是“情绪性”,被试都一样容易产生虚假记忆。
Shaw和Porter推测,在虚构事件当中添加真实信息,比如好朋友的名字(当然这些真实信息是从对被试监护人的问卷调查当中得知的),能够使虚构事件显得更加“接地气”,进而增强其可信度。
“这样一来,人类(与生俱来的)不靠谱的、易于重构的记忆机制,便会生成新的、事实上不存在的虚假记忆,”Shaw表示,“在我们的实验中,对于根本没有发生过的犯罪事件,被试甚至都能够想得出来清晰具体的细节!”
尽管如此,在对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的回忆上,被试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:相比虚构事件,在回忆真实事件时,被试想起来的细节更清楚,并且更有把握。
总体而言,这项研究显示,人们很容易将虚假记忆“内化”,把本不存在的事件当做是发生过的事件,这表明了我们的记忆是多么不可靠!
“(只要诱导手段运用恰当)想要让人们产生情绪性甚至犯罪性的虚假记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”Shaw表示,“这样研究发现在司法领域意义重大,无论是在审讯犯罪嫌疑人、询问目击者,还是在警察执法、法庭审判之类的场合,虚假记忆都有可能干扰司法程序和结果。此外,在其它领域诸如心理治疗、工作面试等,虚假记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”
“承认‘虚假记忆’现象的存在,理解正常人也会产生‘虚假记忆’,是消除‘虚假记忆’可能带来影响的第一步,”Shaw说,“我们希望,通过向人们展示‘不恰当’谈话技巧可能造成的危害(即令受访者产生虚假记忆),能够令采访者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,并转而采用更‘恰当’的谈话技巧。“
“对采访者角色特质以及采访技巧的进一步研究,或许能够有助于提高谈话质量,减少产生‘虚假记忆’的风险。”Shaw和Porter最后总结了未来的工作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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